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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首要特征是自主性与本土化，它根植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之中，同时也是知识有序组合的整体，具有体系性与系统性特征。公共管理自主知识体系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经世致用的理论知识，公共管理自主知识体系是理解、解释中国发展与治理实践，并观照和影响全球公共管理实践的中国智慧。数字时代的来临为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公共管理知识体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建构中国公共管理自主知识体系的数字时代契机

与多数中国社会科学学科一样，中国公共管理知识的早期积累主要源自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公共管理理论，并在中国场景中检视其适用性，它在补充与拓展已有公共管理理论的同时，解释并影响着中国的公共管理实践。改革开放伊始，我国重点关注政府的组织与运行，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改革政府部门设置，大量招录启用专业技术人才，着力构建以专门化、技术化等为特征的政府科层体系。这一阶段开展的政府机构改革和干部“四化”要求的提出就是典型例子。这些做法与公共管理理论经典范式——公共行政范式相吻合，即在组织架构上遵循科层制结构，在运行方式上体现科学管理理论的主张。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不断推进给中国公共管理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只关注政府组织形态和运行效率难以回应日益复杂的现实治理需求。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积极采纳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主张，引入企业管理的原则方式，在内部开展政府流程再造、构建考核激励制度、完善部门间与政府间竞争；在外部主动优化政府职能，向市场、社会放权，并寻求与市场、社会合作，通过混合所有制、合同外包等方式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质量。近年来，中国公共管理实践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特征，例如超越新公共管理范式意义上的合作治理模式得到广泛实践，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治理”替代“管理”成为中国公共管理的关键词，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明确了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目标方向。在这方面，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就是典型案例。基于这些前沿探索，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在全球范围内逐渐从跟跑转向并跑。

当代中国公共管理的实践演进与理论研究之间存在一定表征关系，但那些基于西方现代化经验型塑而成的公共管理理论越来越不能解释当代中国的公共管理实践，更无法形成内源于中国历史与当代实践且具有体系性的完整叙事。更为重要的是，进入数字时代，已有公共管理理论对当下及未来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的指导和引领作用越来越有限。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正造就一个在性质上与工业时代迥然不同的数字时代。以大数据方法为代表的新型数据科学，带来海量异构数据资源的快速积累、高效管理、深入分析和价值挖掘，为优化社会运行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数据资源；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现代人工智能方法，可以在大数据资源上构建强大的智能模型，甚至可能超出单个人类个体的智能水平；以5G技术为代表的高速移动通信，为全时空、全流程、全场景的公共管理实践提供了信息基础设施；以云计算为代表的弹性计算基础设施，为上层信息产业或以信息产业为基础的其他实践提供了低成本、随时随地可访问的计算服务资源，或将整合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的价值链。对数据进行治理和运用数据进行治理，都迫切要求包括中国公共管理在内的全球公共管理理论予以有效回应并形成积极引领。

从电子政务到数字政府再到数字化发展和数字中国战略，中国的公共管理实践正积极拥抱数字时代，已成为全球数字时代公共管理的最大试验场，并在一些领域取得重要的先发优势。随着“整体智治”、数字化改革、一网统管、接诉即办等一大批数字治理实践的不断深入，数据业已成为政府公共管理的重要资源与基础性分析单元。与公共管理相关的数据呈现指数级积累与汇聚，公共管理部门的数据生产和分析能力也呈现飞跃式增长，人工智能与人脑智能在公共管理领域的交织融合更为广泛，一种数据驱动的新模式正快速重构公共管理实践的基本原则、问题域、组织形态、战略方法等。同时，作为具有颠覆能力的新兴技术，数字技术如果是一匹良驹，可以帮助经济社会向前飞奔，而脱缰的野马则会造成毁灭性伤害。数字时代的公共管理需要理解技术、运用技术，更需要驯服技术，通过治理变革来为技术应用配上鞍鞯。当前，我们迫切需要政府积极发挥作用，推动数字技术向善。已在数字时代走在前列的中国公共管理实践，将实现从过去的跟跑、并跑转向领跑全球公共管理。建构数字时代中国公共管理自主知识体系正当其时。